《关闭小说畅读模式体验更好》

        从考庙以上，称祖、曾、高，依次加称，古来皆是如此，如何敢有异论？

        兴献大王固然于圣人有生人之功，但绝不可以孝庙而称之，不然礼法何在邪？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凡礼，无一不是为人后者，为之子，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是如此。兴献王之子惟皇上一人，既已继大统，奉祀宗庙，是以臣等前议欲令崇仁王厚炫主兴献王祀。

        兴献王称号臣等前议，圣人应称为‘皇叔父兴献大王’，自称‘侄皇帝’名实。

        是以宋儒程颐之说，并非臣等肆意胡言，阻碍圣人尽孝。

        本朝之制皇帝于宗藩，凡在尊行止称‘伯父’、‘叔父’，自称皇帝而不名。而今皇上称兴献王曰‘皇叔父’、曰‘大王’又自称名，尊崇之典可谓至矣。

        臣等不敢复有所议，因录程颐代彭思永上《宋英宗议濮王礼》及北魏明帝太和三年秋七月诏文，请陛下御览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毛澄这回可算是与朱厚熜顶上了，不但不肯重新议定礼仪，反而还拿出《宋英宗议濮王礼》作为例子，甚至嫌濮议不够，还拿出魏明帝的诏文。

        如果说濮议只是宋朝议礼，但魏明帝诏命，可是真正规定，明确规定，凡大宗无子嗣，择小宗支子继承大宗者，必须以正统奉公义，不得顾念私情。

        接着又举，汉宣帝继位在汉昭帝之后，却加刘进“悼皇考”；汉哀帝以宗藩继位，尊其父刘康为“恭皇”立庙京都，叙昭穆于前殿、并四位于东宫，僭越无度，甚至咎罪师丹……忠谏之士等事情为例，证明昭穆制度不可乱，礼法必须尊崇。

        内容未完，下一页继续阅读